亲历者讲述中国援非铁路纪实
作者:王瑜本口述 张德付撰文
2014/04/04

  

      近来,中国海南航空新开通了两条飞往非洲大陆的新航线,这两条航线将成为跨越两大洲的友谊之桥。除了这空中之桥,还有一条陆上之桥连接在中非之间,这就是逶迤在东非高原上的坦赞铁路。坦赞铁路由中非两国人民共同铺就,它见证了中国40多年来在非洲发展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。当年奉命拍摄坦赞铁路纪录片的导演王瑜本现已年逾80,他为本刊带来了他驻扎在非洲6年中所遭遇的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  “在所有援建坦赞铁路的人员中,我们的路龄是比较高的。6年。除了勘测队的一些同志坚持了8年外,没人能与我们相比。”在一间布置满非洲艺术品的房间里,王瑜本先生说。

  交谈中,我们竟忘了时间,没有注意到光线已由明转暗。恍惚间,40年前的岁月已悄至眼前。

  王瑜本所说的“我们”,包括他的摄影师俞乐观,以及后来因路线太长、人手不够而调来的卢长利。王瑜本叮嘱我,一定要把摄影师的名字写上。这我能理解,因为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,他们不仅是导演与摄影师的关系,更是出生入死的患难之交。

  异国“吹喇叭”

  1970年,在广州的一处码头上稍,“光华号”和“耀华号”远洋客轮,悬挂起“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”、“中、坦、赞三国人民友谊万岁”的巨大条幅,正准备搭载第一批援建坦赞铁路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远赴异域。客轮上有两位特殊的人,他们携带有数箱摄影器材。他们就是奉命拍摄坦赞铁路纪录片的导演王瑜本和摄影师俞乐观。

  饱受20多天风波之苦后,中国援非人员抵达了非洲。下船后,他们直接由卡车运往了位于原始森林中的施工现场。艰苦的勘测工作历经两年,直到1970年10月26日、28日,坦赞铁路的开工典礼才分别在坦桑尼亚的首都和赞比亚的卡比里•姆博希举行。

  王瑜本向我透漏了典礼上的一个细节: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典礼上看到每个铲运机上都有两个司机,其中一个是非洲人,一个是中国人,非洲人掌握着方向盘。尼雷尔颇感诧异,询问后得知,原来是中国人在教当地人驾驶铲运机。尼雷尔大受感动,因为以前的殖民者总是千方百计垄断技术,根本不会向当地人传授技术知识。而中国不仅派遣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,还在当地开办了学校、组织坦、赞两国的年轻人到中国留学。铁路修筑期间,中国还在坦、赞两国各修建了一个机车车辆修理厂,该厂装备的全是当时中国国内最先进的设备。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将来当地人能够自管、自修。

  其实,中国援非人员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。当时,他们每人在出国前都有350元的置装费,在国外工作期间,每人每月可领到40元生活费,而在当地仅仅购买一条香烟就需要20元。好在出国人员早有准备,因为知道此行两年一轮休,所以出发前都准备了两年的衣物及一些日用品。这样就可以把40元钱节省下来,到回国时,他们就能买上一块手表或者一台收音机。

  但吸烟仍然是个问题。后来,铁路工作组请求当地提供免税烟。这个请求得到了满足,每条烟仅需7元左右一条。但是,因在此前,周恩来反复强调中国程技术人员的待遇应和当地工人一样,不搞特殊化,所以在周总理听说免税烟事件之后,就严厉批评了铁路工作组,责令工作组限期将烟税补齐,并向坦桑尼亚当局表示歉意。尼雷尔总统也因此事颇感歉疚,他认为中国作为援助方,又是客人,坦方本应以烟茶相待,没想到却弄得如此尴尬。

  最终,中方还是把烟税补齐了。嗜烟的人不得已就抽当地种植的旱烟叶,用纸条卷成喇叭筒状,他们因此把抽烟谑称为吹喇叭。当时工地上流传这样一首顺口溜:“喇叭吹到家,买块欧米茄;喇叭吹到底,买个半导体。”当地有一家手表店,精明的老板慢慢知道几乎每个中国人回国前都要买一块手表,所以每当码头上驶来运送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船只时,他就跑到码头去清点人数,然后依此数去进货。

  工地的生活条件相当差。开工初期,吃的是“三白”:白水、白面、白盐。过年时,连顿饺子也吃不上。吃的、用的都由远洋客轮从国内运去,但也只能运些易于储存的腌制食品、罐装食品。当时,当地人也吃不上蔬菜,于是,中国援非人员就开始养猪、种菜。据王瑜本说,第一年种植的西红柿尚且又大又圆,但第二年就变了种,个个长得跟手榴弹似的。

  虽然生活很艰苦,但大家都很乐观。逢节假日或休息日,很多人会换上出国时置备的服装,找几个风景秀美之所,拍几张彩色照片寄给家里,然后写信说自己在国外住大旅馆之类的话。王瑜本说:“那时候,我才知道什么是善良的谎言。”当地的照相馆也因此生意兴隆。他们刚到时,当地有一个破落的小照相馆,几年后,那老板就盖了幢小楼,买了汽车。

  深林斗野蜂

  由于线路太长,坦赞铁路不可能同时全线开工,只能分段修建,然后将筑路物资一点点运进去。长达502公里的第一期工程,就是这样艰难地向前延伸着。该段铁路经过的原始森林,古木参天,在修路之前先要开辟出一条100米宽的通道,工程难度非常大。一般的树,用200马力的推土机就可以推倒,但是那些参天大树却纹丝不动。而且,森林里,有猛兽、毒蛇出没其间,一些小毒物,如蚂蚁、蜜蜂更是防不胜防。“蚂蚁之害,不可小觑,当时甚至发生了蚂蚁咬死猪的事情。”王瑜本说。看到我有些错愕,他解释道,确切地说,是蚂蚁把猪累死了。蚂蚁顺着猪的鼻孔、耳朵、眼睛钻进去,把猪咬得疼痛难忍,一个劲地乱跑,最后竟活活累死了。

  蜂虿之毒,也令人刻骨难忘。有一位援非专家,不耐炎热,一日脱掉工作服,只穿背心在大树下休息。当他打开一瓶罐头准备享用时,不意招来许多蜜蜂的围攻。周总理急派专机赴坦抢救该专家,但终因中毒太深,不治身亡。

  王瑜本也有过惊险经历。一次,他正在挑选大树作为拍摄对象,一只蜜蜂突然扑到他的面颊上,他下意识地用手一挥,蜜蜂就飞走了。谁知过了一会,黑压压一大片蜜蜂向他涌来,原来刚才那只是侦察兵。王瑜本指着房间的地毯说:“大概有地毯这么大一片。”

  现场作业人员吓得四处奔跑。来不及逃跑的他,迅速跳进树坑里,把脸埋进浮土,并用手抓土试图盖住头部。当时,距他最近的技术员小徐,快速扑到他身上,并捋起自己的工作服,蒙住两人的头部。两人在工作服里,不停地用手抓里面的蜜蜂,将其使劲攥死。后来,新华社记者李生南和俞乐观一个点起火把,一个挥舞树枝,上前帮助解围。蜜蜂转而攻击他们。李生南转身逃跑,蜜蜂紧追不舍,结果眼镜和照相机的镜头盖都跑丢了。

  最后,技术员穿上雨衣、带上手套,扎紧袖口,开来推土机,试图用热气将蜜蜂驱走,但无济于事。随后,来了一辆吉普车,伤者被迅速运往医院。幸好抢救及时,被蛰的人没有生命危险。不过,王瑜本总是觉得头晕恶心。俞乐观扒开他的头发一看,里面尽是蜂刺。后来,俞乐观用镊子在王瑜本头上拔出60多个毒刺。

  俞乐观和李生南两人的脸、头、手,也被蛰得疼痛难忍,后背也感到火辣辣的,脱下衣服一看,后背青一块紫一块。原来,周围的人看到他们身上有许多毒蜂就脱下工作服用力抽打,因为工作服的兜里有小工具,钥匙、小刀之类的硬东西,再加之抽打时用力过猛,致使他们两个遍体鳞伤。

  施工过程中,工程人员与非洲的大型猛兽,也常常不期而遇。在建设鲁哈阿大桥时,岸边密草丛中,雄狮穿梭其中;桥下河水奔腾,河马恣情戏水;工地上,修路工人则争分夺秒,热火朝天。这样粗犷而富有诗意的画面,最终流为朴素的诗句。

  在这样的战斗中,502公里的第一期工程提前两个月完工,创造了工程史上的奇迹。

  “三烂”姆马段

  坦赞铁路最著名、工程量最大的就是姆马段(姆林巴——马坎巴克)了。157公里的线路上地形复杂,丘陵起伏,泥塘遍布。一路尽是泥沙山,根本不适合打隧道,而淤积的腐朽粘土层往往有平胸深。此段因此号称有三烂:烂路基、烂隧道、烂桥基。

  很长一段时间,工程师们都为如何在烂泥塘上筑路而苦恼。后来,一个偶然的小插曲却让他们豁然开朗。一天,技术员们干活时,发现一匹黄羊被鬣狗逼进了烂泥塘,陷进了泥淖中。他们想把黄羊拉出来,但它挣扎不停,结果越陷越深。最后一名技术员砍了些小树绑成木排放在泥塘里,把它救了上来。此事辗转传到工程师们的耳朵里,他们大受启发。于是在烂泥塘上铺上树干,然后填土,再把拖拉机开上去检验它的承受力。经过多次试验,终于成功克服了这个难题。

  姆马段铁路线修成后,犹如一条巨龙蜿蜒在丘陵之间,颇为壮观。王瑜本向铁路工作组组长布克申请要拍摄姆马段,希望派一位有经验的司机长协助工作。之后,他们调来一台内燃机车,挂上新卧铺车厢就出发了。为了保证安全,司机长命令各车站在他们行车时,站与站区间实行封闭,只有他们到达下一站发出通知后,区间才可以开通。当时,司机长和王瑜本负责指挥,俞乐观负责控制机车速度,卢长利负责拍摄。

  为了拍摄到满意的镜头,往往要返回再拍。一次,就在他们返回穿过一条隧道时,卢长利看到镜头里有亮光,就说:“隧道要到头了。”王瑜本却发现那是火车的灯光,他大叫着提醒卢长利。而这时司机长和俞乐观仍没有发现危险,机车还在继续行驶。卢长利试图把摄影机卸下来,转瞬间,两辆列车已近在咫尺。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,王瑜本一把将卢长利拖到车厢的走廊里。接着一声巨响,山摇地动,他们全部摔倒在地。车内一片漆黑,惊魂稍定,王瑜本摸出手电筒,一照,发现迎面而来的列车是运送预制水泥块的,安放摄影机的地方瞬间被堆起一米多高的碎石块,卧铺车厢的木板墙被砸穿3个洞,三角架的腿也被砸断两只。幸好车毁却没有人亡。王瑜本打电话给布克,主动承担此次事故的责任。这两辆列车被拖进了机修厂,成为机修厂创建以来第一单维修任务。事后,俞乐观在其军用水壶上写下“大难不死留念”这几个字。

  在1860公里的线路上,王瑜本和摄影师俞乐观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趟。他们目睹了一座座大桥的架起,一个个隧道的打通,一条条铁轨的铺就;自身经历了种种危险,也见证了中国人为修筑这条铁路付出的汗水甚至鲜血。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各有一座中国专家公墓,长眠着64位(注:实际上在坦桑尼亚援中国专家公墓埋葬着69位中国专家)为修筑坦赞铁路而牺牲的中国人,他们的墓碑一律朝向东北方,遥望祖国。

  王瑜本说,在那里牺牲的同志大部分都是死于交通事故。由于坦赞实行左侧行车,与我们的习惯正相反,再加上车速快,路况差,交通事故经常发生。王瑜本曾对布克说,“在公墓里给我们留3个坑”。时隔多年,当他再到坦桑尼亚时,发现那3个坑依然还在……

  坦赞铁路对坦赞两国人民来说,是一条摆脱贫困、通向富裕的道路。“达累斯萨拉姆市的主街道不过百米长,两侧错落着些店铺,基本上没有高层建筑。”这是王瑜本初到坦桑尼亚首都所看到的情形。后来随着铁路修建、拍摄工作的深入,他们走进了农村,发现当地人的生活更加艰苦,他们大多过着“穿一两块布,吃饭上大树”的生活……甚至头顶的一口锅,就可能是其全部家当。这些无不是老牌殖民者酿成的恶果。

  根据中、坦、赞三方鉴定的协议,中方援建坦赞铁路,没有提任何的附加条件。铁路建成后,中方即撤离了相关人员,但仍予以技术、运行管理方面的支持。这对饱受西方殖民统治之苦的非洲人来说,无疑是无限真诚与慷慨的。有学者说,西方对非洲的援助策略是民主援助,以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为前提条件;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则是民生援助,目的是帮助非洲人建立一些基础设施,解决当地人的温饱问题。王瑜本也形象地比喻道,西方大国对非洲是杀鸡取卵式的掠夺,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则是养鸡下蛋式的培育。

  现在,虽然坦赞铁路在运营上存在一些问题,但中非人民结下的深厚友谊则永远沉淀在历史中。这条友谊之路的长度不止1860公里,它一直在延伸,并且会永远延伸下去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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